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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端体立势雄意奇
——— 由王祥之的隶书看其书法创新
李庶民

　　当代书坛以隶书面目名世享盛誉者寥若晨星，若能跻身其列而又卓然自立诚非易事。北京王祥之先生以其“祥隶”在林立名家中独树一帜，标致自高，传诵于当今，仅此便可推知其自有不凡之处。
　　隶书在文字学上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由战国时的趋简从易到东汉的唯美装饰，隶书成为一个自足的书法审美系统，以其波拂翩翩的美奂美仑，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以致魏晋唐宋虽推为典重而一路颓靡不振，元代虽有复古重尚之势，然国祚不长，权舆方萌，复遭秋肃，直至清代借金石学与碑学之倡，名家辈出，特别是使隶书脱离了对汉隶碑刻的依附，完成了纸上书写的现代转换，意义自非寻常。时至当代汉简、帛书的大量发现，锦上添花，为当代隶书的艺术创作走向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加上展览机制作用以现代激素，以新理异态求新创变者日众。一时间以隶书出道，以隶书名世者大有人在，这足给人们以启示：古代书法有着不断创新的活力因子，即便是曾经走向整饬装饰的隶书，也有着与时偕进、创新求变的无限可能性。
　　当代隶书名家大都耳熟能详，他们或以风格立异；或以品位高标；或以笔法卓然；或以结字求新；或以趣味趋时……极一时之盛，创历史新高。而王祥之先生的隶书独辟蹊径，迁想妙得，他以形与势重构求自家面貌，立个人风骨。他曾说：“我不喜欢千人一面的东西，我想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关注———王祥之书法艺术研究》）可以说，追求风格的特异与强烈的个人面目是一直伴随着他学书历程的终生情结与不断探索的原动力。（可参见《书法赏评》2003年第4期《军人风骨翰墨情怀》）当然还有个人的气质、禀赋、性格、修养的诸多因素，若从技法层面上分析，可知“转形逞势”是其塑造自我面目的机杼所在。二千年来，隶书的面目丰富多采，风格、技巧、形式的创造代代不同，加上现代人的聪明，似乎各种手法都已被人穷尽，直令人目迷神摇，要想有一点突破就如挟山超海，戛戛乎难哉！故今日书坛在展览机制的背景下，许多人在外形式上极尽变化以求得瞬间眼前一亮，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王祥之先生的过人之处，在其既能顺应时代，又能从隶书本身的质的规定性中寻觅其结构变化的可能性。经过多年的实践，终于完善了他那外形宽扁到极致，横势夸张特甚；以拙寓巧，以疏为密，线形跳宕，骨力深稳的平面空间式样甚为特异的“祥隶”。这种以形得势，以势彰形的取法却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而是基于“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古今同一机枢，亦见王祥之先生深谙书学微旨。“祥隶”以字形统协，字轴中正求其敛；以主笔突出，取势雄强求其放；以气象端庄，重心低稳求其静；以线条起伏，提按强烈求其动；以横平竖直得厚重朴拙，以辅笔精巧得灵动跌宕；外形有特异之致，骨子里却见《张迁》、《衡方》、《好大王》等汉碑及汉简的气质与神理，故能于形端体立之中，得势雄意奇风致。
　　王祥之先生除工隶书外，亦颇自重其大篆，我却偏重他的行草，这不仅仅是其行书有着风格上的确立与意趣上高致，还因为其行书融篆、隶、简书等笔法与结构，有着化碑为帖的提炼与情感展现；其草书在行书的基础上合以涨墨的团块感而节奏铿锵，韵律和谐，气息绵延，骨力超迈。如条幅唐人岑参诗《山房春事》、宋人徐元杰诗《湖上》等等，冲融粹盎，意象蕴藉，风格、韵味、内容、形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归于稚厚统一。
王祥之先生名重当今书坛而能淡然自处，识见迥出流俗之表，曾据要职而无京城佯狂之士啖名卖声的习气；学问通于变化之间，著述多种而无书坛缘槐夸国的时病。故世人重其艺，高其行。欧阳中石先生嘉之为“久积宿志，心有所属，融得如是风神趣旨，当然苦心在焉。古人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想造化当不相负也。”沈鹏先生誉之曰：“隶书直取汉碑，个性鲜明。”谷向阳教授称其“有大家风范，庙堂气象。其外紧内松的横向结构，其方圆并使的沉着用笔，其深邃而飞动的神韵，总给人以古意盎然，春风扑面的美感。”金运昌教授评曰：“精气内敛，处处巧思。”王祥之先生正值花甲重开之年，于书家可谓年富力强之际，居京华喧嚣之地而能遐瞰高蹈，不慕流俗，淡然独立，清音挥尘，故能有待于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之更新之境、更佳表现而不仅止于“祥隶”。